回顾与展望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论文

2020-04-15 17:07:27    浏览次数: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意义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2009: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而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问世,就连相关的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1997: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国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现状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J.andJ.Woodsw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2000)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2002)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二)国内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2010年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2012年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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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2012年12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201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2006)、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2008)、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三、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1998)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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